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后續影響下,世界經濟繼續維持近兩年來的溫和復蘇勢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謂之“平庸增長”。根據IMF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15年全球經濟將增長3.5%,與2014年(3.4%)基本持平。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以及新興經濟體內部增長分化,歐洲和印度的經濟好轉被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增長下滑所抵消。
美國經濟的復蘇繼續引領全球經濟增長。據統計,2014年后三個季度美國經濟平均增長4%,預計2015年美國經濟將繼續保持復蘇勢頭,能源價格持續下降、通脹溫和、房地產市場趨好等經濟刺激條件繼續存在,但強勢美元對其出口的沖擊依舊存在。綜合考慮以上因素,IMF預計今明兩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均為3.1%,高于2014年的2.4%。盡管短期內美國經濟前景較為樂觀,但受人口老齡化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等因素影響,美國長期經濟前景并不能算太樂觀,IMF預測美國經濟長期增長率僅為2%。
歐洲經濟出現好轉。低油價、低利率、歐元貶值以及適中的財政政策將有利于該地區的經濟增長。IMF據此預測,今明兩年歐元區經濟將分別增長1.5%和1.6%,較今年1月的預測分別上調0.3%和0.2%。其中,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經濟表現均好于此前預期。雖然希臘近期出現的債務危機引發全球關注,但預計最終能夠得到解決。當前,希臘經濟已出現良好增長勢頭。據IMF預測,今明兩年希臘經濟增長率將分別達到2.5%和3.7%,高于2014年的0.8%;失業率將分別為24.8%和22.1%,低于2014年的26.5%。
一些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持續下滑。這主要是源自一些大型新興經濟體增長前景減弱,以及油價急劇下跌導致主要石油出口國經濟活動減弱。根據IMF預測,2015年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速為4.3%,低于2014年的4.6%和2013年的5.0%。但仍高于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增速。
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率已連續五年下降。同時,新興經濟體內部增長分化進一步加劇。在金磚五國中,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目標定在7%左右,要求增長質量更高、更具可持續性;俄羅斯、巴西經濟增長連續下滑,由于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等原因陷入困境,2015年兩國經濟將分別萎縮3.8%和1.0%;印度和南非經濟將出現改善,其中印度經濟在總理莫迪治理下表現搶眼,增速將從2014年的7.2%升至2015年的7.5%。總體上看,雖然亞洲經濟增速繼續下滑,但仍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區。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與2014年相比,發達經濟體增長加快、新興市場增長放緩,但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依然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2015年在全球經濟增量中所占比重仍將超過70%。
從現階段看,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大分化”值得關注。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可能是影響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下行風險。自2014年10月徹底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來,各方面對美聯儲加息預期越來越強烈。在今年3月中旬的議息會議上,美聯儲放棄了在加息問題上“保持耐心”的措辭,外界認為,這預示美聯儲在今年晚些時候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成為現實,將是近10年來美聯儲的首次加息。從退出量寬到加息,美聯儲貨幣政策步步收緊,與歐洲和日本不斷擴大量寬的行動背道而馳,從而使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出現“大分化”。表現在匯率上,就是美元的持續大幅升值。近半年,美元升值幅度超過10%,引發國際金融市場一系列反應。
美聯儲收縮貨幣政策、美元大幅走強,給新興經濟體帶來種種挑戰,包括金融風險的壓力和資本外逃的壓力。IMF數據顯示,最近幾年從發達經濟體流向發展中經濟體的資本激增,2009~2012年共有4.5萬億美元資本流入新興經濟體,占同期全球資本流動規模的一半。2007~2014年,所有大型新興經濟體的債務增速都超過其經濟增速。隨著美聯儲開始加息,趁美國利率處于低位之機借入大量美元貸款的新興經濟體,將面臨償債成本急劇升高的局面。屆時金融市場可能將出現“縮減恐慌”,債券收益率飆升。IMF總裁拉加德預言,今年美國加息時,新興市場將再次上演2013年時那種具有破壞性的“縮減恐慌”,遭遇資本外逃和貨幣大幅貶值。國際清算銀行甚至警告稱,20世紀90年代末的新興市場危機“有重演的危險”。
在此形勢下,近期中國推出的一系列重大對外經濟戰略,將成為穩定新興經濟體經濟金融形勢的“錨”。2015年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之年,沿線國家將受益于中國的巨大投資和對華經貿合作,從而拉動經濟增長,抵御世界經濟疲弱的“逆風”。隨著中國主導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逐步建立并投入運行,將在亞洲乃至世界掀起新一輪基礎設施投資熱潮,從而為世界經濟的強勁、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基礎。中國積極推動的亞投行、清邁倡議多邊化及區域外匯儲備庫、金磚銀行及外匯儲備庫、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將加強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在當前乃至今后變幻莫測的國際金融形勢下發揮重大作用,有利于維護新興經濟體的平穩增長和金融穩定,并推動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再平衡”,促使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平、合理、穩定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