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全球變革時代下的中國經濟發展

談中國經濟發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在2016年到2020年間，GDP平均每年增長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長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這關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能不能比2010年翻一番。這對世界來講也非常重要。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后，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現在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那么，中國是不是依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是大家對6.5%這個指標非常關心的原因。    　　發達國家可能陷入長期停滯    　　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長6.5%，與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不小，那余地應該比較大，實現起來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可是大家為什么心里還沒底呢？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增長率自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2015年是6.9%，這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而且，這是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次出現連續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是6.7%，現在看來，全年也就是在6.7%左右，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而過去三十多年，雖然每年都有波動，但經濟下滑期一般就是兩三年，之后經濟增長就會回升。    　　那么，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呢？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為什么2010年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逐年下滑。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轉型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表現欠佳，被不少人認為是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我國的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也有人認為，這是我國經濟增速連續七年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上述問題都實實在在地存在，也實實在在地影響了我們的經濟績效，我們應該發揮定力，下定決心來改革這些問題。但是，我們必須在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按照匯率計算。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同樣，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會深深影響中國。    　　在分析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表現怎么樣。   　　比如說，跟我們同等發達程度的金磚國家做個對比。我國在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是6.9%；巴西在2010年時候是7.5%，2015年是-3.8%，下滑的幅度比我國要深得多；俄羅斯在2010年時是4.5%，2015年是-3.7%，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國深得多；印度2010年時是10.3%，跟我國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為7.6%，比我國的6.9%好像高一點，但它也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國完全一樣。而且，我們看印度2015年7.6%的增長的時候，要考慮兩點因素。一是它2012年的經濟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國深，我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降到2012年的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印度現在經濟增速高一點，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二是印度在2014年底調整了國民經濟統計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那么印度2015年的經濟表現并不比我國強。在這些金磚國家，不存在所謂國有企業比重太高的問題。他們中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轉型。他們也沒有我國存在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但他們的經濟表現跟我們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    　　我們再來看東亞那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比如說新加坡。2010年，新加坡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則是2%，下滑的幅度比我國深。我國的臺灣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只有0.7%，下滑的幅度同樣比我們深。韓國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6.5%，2015年是2.6%，下滑幅度也非常深。這些高收入經濟體不存在所謂體制機制問題，但他們的經濟表現很糟。    　　進行了這樣一番國際比較之后，我們就能發現，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都下滑了，那必然是有共同的外部問題、共同的周期性問題。    　　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后，發達國家的經濟也沒有完全復蘇。發達國家在危機前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在3%到3.5%之間，但2015年，歐盟經濟增長速度只有1.3%，下滑了兩個多百分點。日本推出安倍經濟學，想加快復蘇日本經濟，但201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有0.5%。在經濟慢增長的狀況下，歐洲、日本的失業率維持在高位，家庭收入增長也緩慢，消費增長疲軟。    　　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美國的就業狀況似乎比較好，現在失業率達到了危機之前的水平，大約在4.9%上下。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率的時候，我們首先要了解美國是怎么統計失業率的。美國的勞動者如果失業，有一個月時間不去找工作，他就算退出勞動力市場，也就不在失業統計之內。因此，要了解美國的就業狀況，需要參考另一個指標——勞動參與率。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前低3個百分點，為什么這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不去找工作？因為他們找不到工作，乾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將是處在歷史高位的8%到9%之間。從家庭收入增長等各種統計指標來看，美國的家庭收入狀況跟危機之前基本沒分別。而且，這次危機在美國爆發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負債過重，危機發生以后，很多家庭要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省錢還債，因此美國的消費增長非常疲軟。    　　這些發達國家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由于失業率高、家庭收入沒有增長，導致消費需求乃至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危機之前世界貿易增長率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在危機爆發以后，世界經濟增長放緩，而世界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增長率還要低。這當然會影響到每個出口比重較大國家，例如中國、其他金磚國家、東亞那些高收入經濟體。就我國來講，從1979年到2014年，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長率達到16.4%，而2015年是負增長，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國按美元計算的出口增長率下滑了7.7%。這種狀況當然會影響到我國的經濟增長。    　　出口之外，投資增長也是拉動經濟的重要動力。大家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我們國內有“4萬億計劃”，其他國家也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但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在5-7年之后都已經建成了，而國際經濟還是沒復蘇。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項目，那投資增長必然下滑。以我國來說，在“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率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且，“十二五”期間的后幾年下降得更多， 2015年的投資增長率只有10%，考慮到投資品價格下滑的因素，真實的投資增長率也不過12%，比“十二五”期間的平均18.8%還是下降了6.8個百分點。這種狀況當然會影響經濟增長。    　　那么，拉動經濟增長主要靠消費。近年國內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因為我們的就業、家庭收入增長等方面的狀況比較好。以去年為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長率是7.5%，后者比前者高了0.6個百分點；消費增長率也維持在8%左右。其他經濟體出口、投資增速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但收入、消費增長的情況比我們差，所以，他們的經濟表現就比我國差很多。  整體來看，我國經濟增長率連續六年下滑，有相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那么，展望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就要看發達國家的經濟是不是會復蘇，以及要看國內經濟自身增長的動力到底怎么樣。    　　從外部來看，發達國家很可能陷入到了長期的停滯。——這是現在國外經常討論的問題。為什么發達國家可能陷入長期的停滯呢？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發生金融經濟危機，一定是內部有結構性問題，只有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才能完全復蘇。這在發達國家是有共識的，從2008年到現在有七年的時間，他們每年都在談結構性改革。但是，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    　　發達國家最主要的結構性改革內容是什么？是要減少福利、金融去杠桿、政府減少財政赤字。減少福利就會減少消費，金融去杠桿就會減少金融機構以貸款支持企業和家庭的投資和消費，減少政府財政赤字也會導致投資消費減少。總而言之，如果發達國家要推行結構性改革，就必然要減少投資、消費，經濟增長速度一定會隨之往下調整。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已經非常低了，再往下調的話，失業率必然增加，而他們現在的失業率也已經很高了。那么，他們推行結構性改革就會遇到政治方面的壓力。這是為什么日本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以后，到現在已經25年的時間，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的主要原因。安倍上臺以后提出安倍經濟學，要發出三支箭，第一是用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日本的匯率，第二是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啟動國內的需求，第三是進行結構性改革。安倍上臺已經三年，前面兩支箭都發出去了，但第三支箭卻射不出來。現在，發達國家很可能都像日本那樣陷入長期的經濟增長疲軟。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想學習中國經驗，我們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說美國再次偉大，他也想學中國用基礎設施來啟動國內的需求。即使他實施這樣的政策，可能使美國的經濟好一點，但美國經濟只要稍微好一點就要加息，而美國加息就可能導致其他國家的金融與經濟遭遇很大的壓力、發生很大的波動。    　　以補短板投資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入點    　　我們判斷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總體來講，外部環境會相當不好。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經濟增長只能靠內部動力。從內部來看，中央在幾年的經濟工作會議中都提到，要適度擴大總需求。但我們與國外不同，適度擴大總需求可以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五大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完全可以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補短板結合在一起，而且，這也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補短板的第一個方面是產業升級。中國經濟有著許多難題，其中之一是產能過剩，但是，過剩的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業，我們可以進行產業升級，而且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2015年，我們進口的制造業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進口產品的質量應該比我們國內的高或者是我們國內不能生產的，那樣我們才會進口。那么，我們可以在這些領域產業升級。要產業升級就要進行投資。    　　補短板的第二個方面是完善基礎設施。這些年，我們的基礎設施確實建設了不少，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我們的基礎設施是比較好的。但是，我們國內的基礎設施還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說，大城市交通非常擁擠，說明地下交通還是嚴重不足。另外，今年六七月份下了幾場大雨，全國有1000多個城市被水淹，說明我們地下管網不足。這些領域都還可以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建設。    　　補短板的第二個方面是改善環境。這些年經濟發展快，環境的壓力也越來越嚴重。我們要推行綠色發展，同樣也需要投資。    　　第四個方面是推進城鎮化。現在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56%，發達國家則超過80%，所以，我國還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要進城，政府必須提供公共服務，這些都是要投資的。    　　不管是從經濟回報還是從社會回報來講，上述投資的價值都非常高。這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跟發達國家相比最大的不同點。發達國家在經濟疲軟的時候，也去搞投資，但他們的產業已經處在全世界最前沿，很難找到新的投資機會，雖然有3D打印、電動汽車等創新，但一兩項投資不足以拉動他們的整個經濟。而中國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外國的基礎設施也比較完善了，無非就是老舊一點。發達國家環境也好，城鎮化也完成了。所以，發達國家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而我們還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    　　投資需要錢，從錢的角度來看，我國也是相對有優勢的。現在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積累的債務占我們國內生產總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政府債務，40%是地方政府債務。而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債務與GDP的比例普遍超過100%。這意味著，我國財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間比其他經濟體要大得多，我們可以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撬動投資。我國不僅政府的財政狀況相對較好，民間儲蓄也占到國內生產總值近50%，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所以，我們可以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的錢去投資。另外，我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是全世界最多的。進口機器設備、原材料需要外匯。其他發展中國家跟我們一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他們可能財政狀況不好、民間儲蓄低，或者是外匯儲備不足，這是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    　　如果把這些有利的資源用起來，我國可以保持適當的投資增長率。投資適度增長就會創造就業，使就業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而就業好，家庭收入的增長就會比較快，進而消費狀況會比較好。如果投資和消費都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我相信，我們完全可以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經濟平均每年增長6.5%以上的目標。    　　而且，從補短板的投資作為切入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會有良好的條件。補短板的投資需要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那過剩的產能就會減少，去產能就容易了。再看去杠桿，現在杠桿率最高的就是產能過剩嚴重的行業，如果需求增加、價格上升，企業就有更多收入用于還債，杠桿率就會下降。去庫存方面，主要是房地產庫存，而房地產的需求很大程度取決于家庭的未來就業與收入增長情況，如果就業與收入的前景好，他們對房地產的需求就多，這有助于庫存減少。    　　因此，我們有信心，平均每年6.5%以上的經濟增長目標一定能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目標一定能實現。我國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為世界的15%，每年6.5%以上的增長可以為世界的增長貢獻一個百分點，世界的經濟增長也就3%左右，所以，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將保持在30%以上，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