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只做減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是重要議題。回顧一年多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不難發現，除各種政策密集出臺，直指“三去一降一補”之外，“五大任務”也都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成效。尤其被稱作第一大任務、第一大難題的去產能，更是提前、超額完成了任務。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共識形成    　　中國網發表時事評論員譚浩俊文章稱，起初，相關各方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有這樣或那樣的疑慮與擔心，特別是去產能、去庫存比較壓力大的地區，更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改革的信心不足、力度不大，表現在工作上，就是畏首畏尾，不敢大膽推進，以至于上半年成效很不明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中央各項配套政策的相繼出臺，各地對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也在不斷提高，思想不斷統一。認識提高了，思想統一了，共識也就逐步形成了，多數地方都拿出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案和工作措施，并在下半年前幾個月迅速見效。到四季度開始，很多地方就完成了年初確定的目標任務。    　　事實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的重要舉措，如果不能有效推進，要想優化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加快轉型步伐，是不可能的。因為，供給質量不高，已經不僅僅影響供給側的效率，也已經滲透到需求端，使需求端的運行效率大大下降，形成該要的供給滿足不了，不需要的供給源源不斷。自然，消費對經濟的拉動能力就會大大降低，供求關系就會越來越不協調。所以，加快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大勢所趨，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做出的調整和轉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照搬西方的供給學理論    　　文章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提出，在得到多數人認可的同時，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認為這是效仿西方的供給學理論，不適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    　　作為一項決策、一種理論、一種改革手段，不可能完全成為“獨門武功”。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的供給學理論有相同之處，但決不是照搬供給學派理論，而是依據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特別是供給側存在的供給效率不高、供應質量低下、供應結構不合理，對需求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的特點，提出的一種新的理論和模式。因為，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之間出現的矛盾，并不是總需求不足造成的，主要是供給質量和效率引發的。具體表現為：中低端的產品過多，形成相對過剩現象，高端產品過少，則出現了相對不足的問題。如果能夠通過供給側結構的調整與優化，使供應的質量和效率都得到提高，供給的結構合理有效，那么，需求與供給的矛盾就能得到緩解，需求的內在動力也就能夠得到激發。    　　相反，西方供給學派則是完全的生產決定消費，認為只要生產出來，消費就不會有問題，消費是完全依附于生產而前行的。顯然，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的供給學理論是存在比較大的差距的，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完全符合當前的經濟發展需要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循序漸進    　　文章指出，由于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而是在經濟的快速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并積累起來的；而且，在前些年過度在乎經濟增長速度的大背景下，有些原本可以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也被耽擱下來，使矛盾越來越尖銳、問題越來越復雜。因此，解決的難度也相對較大，需要循序漸進，而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決不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樣，可以用一個“去”字或者“減”字就能解決問題。    　　今年3月8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減法”，增加要素投入，促進經濟總量增加，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篇需要強調辯證關系和邏輯關系的文章，決不能單一的采取去或減的方式，而應當既要做好去和減的文章，也要做好留和加的文章，使兩者能夠得到有機的統一。也正因為如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需要時間，需要耐心，需要掌握好力度和節奏。無論是去產能還是清理僵尸企業，都要分清輕重緩急，都要考慮周全。切不能因為操作上的問題而造成人為恐慌、人為緊張、人為損失現象。這也是對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的考驗，對政府治理能力和執政能力的考驗。而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把加法、減法一起做，該減的一定減，該轉的堅決轉，該加的毫不猶豫地加，是確保改革能否取得實效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