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出現“臺階式”減速的可能性不大

一段時期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新常態，描述經濟增長趨勢的詞匯也在不斷變幻。先是“減速”出現，宣告兩位數增長的時代過去了；繼而是“斷崖式”登場，被用來刻畫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再加上標題黨的修飾與渲染，使得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昨天說“有專家說中國不會陷入‘斷崖式’下跌”，今天又說“有專家說中國可能陷入‘斷崖式’下跌”。不管最終會不會陷入，“斷崖式”概念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似乎中國經濟已經與“斷崖式”脫不了干系。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教授宋立文章表示，既然如此，那我們就需要研究到底什么是“斷崖式”下跌。

  　　一、短暫斷崖還是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    　　文章稱，兩種“斷崖式”下跌的實質差別不在于短期會不會發生急劇減速，而是看減速后是否反彈回升。    　　自然界的斷崖，許多人可能都見過甚至爬過、攀過。但經濟領域的斷崖，許多人可能只聽過這個概念，未必切身經歷過。經濟現實中，“斷崖式”下跌也并非一個全然憑空臆造的詞匯，而是確實在不少經濟體曾經出現過這種現象。進一步來看，即便是斷崖，此斷崖與彼斷崖也未必相同。有些“斷崖式”下跌僅僅是短期的劇烈波動，急劇下跌之后還將反彈，雖然不一定能夠回升至原有水平。有些“斷崖式”下跌則可能導致長期趨勢性減速，急劇下跌之后將較長時間保持在低位。兩種“斷崖式”下跌的實質差別不在于短期會不會發生急劇減速，而是看減速后是否反彈回升。    　　短暫的“斷崖式”下跌實際上經常在世界各國發生，許多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中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出現急劇下降，比如中國1967年的急劇下跌、日本1970年的急劇下跌、中國臺灣1974年的急劇下跌等。各國普遍性發生短暫的“斷崖式”下跌的情況也曾經出現過，比如1973—1975年兩次石油危機沖擊下一些西方國家出現的急劇增長速度下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許多國家在2009年出現的急劇下跌等。短暫的“斷崖式”下跌，一般會在采取宏觀調控或發展改革措施之后反彈。    　　造成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雖然沒有短暫的“斷崖式”下跌那么常見，但在現實經濟中也曾多次出現。從全球范圍來看，包括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以及中國臺灣等經濟體，在高增長之后出現了“斷崖式”下跌，即“臺階式”減速。這些經濟體在經歷了“斷崖式”下跌之后，原來的高速經濟增長就一去不復返了。因此，真正需要關注的不是短暫的“斷崖式”下跌，而是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    　　二、什么因素引發了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    　　文章認為，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要么源自巨大外部沖擊，要么來自內部急劇變化或動蕩，要么源自重大政策失誤。    　　德國、法國、意大利等西歐國家出現的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在兩次石油危機沖擊后。其中，大部分只經歷了一次“斷崖式”下跌，比如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荷蘭等在1973—1975年兩次石油危機沖擊下出現的“斷崖式”下跌。這次集體性的“斷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外部沖擊與各國內部因素疊加的結果。德國經歷了兩次“斷崖式”下跌，其中一次是在石油危機沖擊下出現的，一次是在兩德合并后出現的。前者與其他西歐經濟體別無二致，后者在一定意義上是兩德合并的代價，或者兩德合并導致統計數據不連續所致。總體而言，歐洲國家的“斷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外部沖擊或內部劇變帶來的結果。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發生在東亞地區的“斷崖式”下跌——鄰國日本和中國臺灣。日本也經歷了兩次“斷崖式”下跌，第一次先于石油危機沖擊，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期，在日本“國民收入倍增”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1967年日本出現了史無前例的12.7%的增長率，由于通貨膨脹、環境污染、交通擁擠等隨之而來，于是日本出現了反增長的強烈呼聲——“讓GDP去見鬼吧”，正如我們前幾年的“GDP萬惡之源說”等去GDP言論一樣。而當時也正好是日本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的關鍵時期——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被韓國和中國臺灣所替代。需要說明的是，當日本經濟在1970年出現接近14個百分點的“斷崖式”下跌之后，“讓GDP見鬼去”的聲音便從此銷聲匿跡了，重新實現經濟增長的主張得到廣泛擁護。實際上，當環境污染等問題真正引起重視、反對經濟增長的聲音出現之時，高速增長已經接近尾聲了。日本第二次“斷崖式”下跌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廣場協議、日元急劇升值之后。為了阻止短期出口下滑，日本采取了極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催生了嚴重的泡沫經濟，導致了1991—1992年的第二次“臺階式”下跌。可以說，日本兩次“斷崖式”下跌，并非西歐式的外部沖擊，而是國內重大政策失誤所致。    　　中國臺灣的“斷崖式”下跌更加特別。臺灣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發生在1988年，對應的是臺灣開放黨禁報禁、領導人更替、推行急劇民主化的歷史背景。發生于1988年5月20日的“1988年臺灣農民運動”(又稱520事件、520農民運動)是一次大規模的農民社會群眾運動，也是臺灣解嚴后首次爆發激烈警民沖突的社會群眾運動，從此標志著臺灣社會動蕩開始。這時候許多臺灣人關心的不是搞建設而是“鬧革命”。1988年臺灣出現了高達12個百分點的“斷崖式”下跌，從此臺灣的高增長時期徹底結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急劇民主化導致了臺灣的“斷崖式”下跌。    　　可見，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要么源自巨大外部沖擊，要么來自內部急劇變化或動蕩，要么源自重大政策失誤。這也意味著，如果不搞急劇民主化，沒有發生內亂，沒有重大政策失誤，以及重大外部沖擊，一般不會發生“斷崖式”下跌。    　　三、中國會不會出現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    　　文章表示，中國雖然能源凈進口對外依賴度較高，工業比重較高但并不明顯過高，而出口比重并非較高而是較低。因此，中國出現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可能性并不大。    　　正如“斷崖式”下跌存在兩種情形一樣，關于中國出現“斷崖式”下跌的討論實際上也存在兩種含義。有些學者說中國并不排除或有可能陷入“斷崖式”下跌，更多是指短期內的急劇下跌。另外一些學者說中國不會陷入“斷崖式”下跌，更多是說長期的“斷崖式”下跌，是就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而言，雖然減速不可避免，但一般不會呈現“臺階式”減速。    　　我們認為，正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等曾經導致中國出現不太典型的短暫“斷崖式”下跌一樣，如果再發生比較大的內部結構變化或外部沖擊，中國仍然有可能出現短暫的“斷崖式”下跌。對此，我們一定要努力避免，但如果不幸發生，也不必驚慌失措，只要及時采取強有力的危機管理或調控措施，經濟增長率隨后一般都會反彈。真正需要關注的是造成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    　　我們的研究表明，發生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即“臺階式”減速的經濟體，大部分是工業比重較高、出口比重較高和對能源凈進口依賴較高的“三高”型國家。由于對外依存度比較高，就容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比如在石油危機的沖擊下，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發生了明顯的“臺階式”減速。這也意味著，如果工業比例不高、出口率不高、對外部能源的凈依存度不高，那么陷入“斷崖式”下跌的可能性就不大。    　　從中國情況來看，雖然能源凈依存度比較高，但工業比例和出口率相對穩定且并不算高。中國工業比例長期變化趨勢與東亞主要國家基本一致，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比較接近。中國工業比例在1980年和2006年兩次出現峰值(48%和47.9%)，與德國(48.1%，1970年)、智利(49.3%，1974年)、阿根廷(50.9%，1976年)、波蘭(50.1%，1990年)、馬來西亞(49.7%，2005年)等國比較接近。雖然屬于世界較高水平，但中國仍然處于各國工業比例峰值正常區間范圍之內，接近上限但并未超過上限成為奇異值，可以說雖然較高但還得不出明顯偏高的結論。    　　中國出口率雖然在2004—2008年之間曾經短暫上升，但在此前與此后的大部分時間里，長期低于世界總體和各國平均水平，低于東亞太平洋發展中國家組5個百分點，屬于世界上較低的二分之一國家。即使創紀錄的2006年，中國出口率也與韓國(39.7%)相當，明顯低于馬來西亞(116.6%)、泰國(73.7%)、越南(73.6%)、蒙古(59.4%)、菲律賓(46.6%)等東亞國家，比利時(80.8%)、愛爾蘭(78.9%)、匈牙利(77.7%)、荷蘭(72.8%)、保加利亞(61.2%)、奧地利(56.4%)、瑞士(52.5%)、丹麥(52.1%)、德國(45.5%)等歐洲國家，以及智利和以色列等，更不用說土庫曼、阿聯酋、沙特等中東、中亞產油國。從統計數據角度來看，得不出中國出口比例較高的結論。    　　可見，中國雖然能源凈進口對外依賴度較高，工業比重較高但并不明顯過高，而出口比重并非較高而是較低。因此，中國出現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可能性并不大。從另一視角來看，由于中國存在傳統的城鄉和新興的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內陸“雙重二元結構”，理論上經濟增長具有“多速非同步”特征，經濟增長動力有可能呈現此起彼伏的接力狀態，從而使中國在高增長之后的減速過程更有可能像英國、美國、韓國的“波浪式”減速，而非日本、德國、法國和中國臺灣等經歷的“臺階式”減速。通俗點說，就是由于中國幅員遼闊(不像日本和中國臺灣那樣沒有戰略縱深，沒有回旋余地)，區域發展不平衡，差距比較大，中西部地區在拖后退——經濟上升時拖住不讓上得太快，經濟下行時拖住不讓下得太快，雖然在大干快上的年頭經常被埋怨，但是發生“波浪式”而非“臺階式”減速的可能性更大些。    　　由此可見，雖然中國發生短暫“斷崖式”下跌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發生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即“臺階式”減速的可能性并不大。當然無論哪種“斷崖式”下跌，都有可能造成比較大的不利影響甚至破壞，需要我們努力加以避免。這也正是當前高度重視經濟下行壓力，堅定不移穩增長的意義所在。